三大官定问题阻碍金融发展

【财新网】（特约作者 熊焰）中国金融经过六十年的摸索，尤其是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支撑了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但一流的经济体需要一流的金融，中国金融发展仍任重道远，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和困难——这正是金融改革的导向所在。

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原因首先，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不足且挤占了部分资源和利润。几乎所有论述中国金融的报告和文章都会提到中国所谓的“两多两难”，即资金多但投资难、企业多但融资难。

最显著的表现，一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不足。工信部数据显示，2011年仅有15%左右的中小企业从银行争取到贷款。二是农村金融基础薄弱，对城镇化改革支撑不足。

上述问题的原因除了中国金融系统运行效率不高之外，就是金融强有力地挤占了实体经济本来应该分享到的一些资源，尤其是货币资源。

有数据表明，2012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总额占到全国近2500家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50%还多，可谓触目惊心。抛开金融到底创造价值与否的争论 不谈，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部门占用了过多社会资源，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还有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前10大公司中银行占了4家，但利润占到前10大公司的63%；而美国前10大公司中只有2家金融机构，利润占到17.7%。

可以说，中国金融机构挤占实体机构的资源与利润的现象已经到了不可容忍、必须调整的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系统还过分地强调自身的价值、收益和安全。作为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应该支撑国民经济大系统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最大化。

有观点认为，在一个生命体中，如果有一个子系统能够自循环还能吸收其他系统的营养、自肥自大，那是肿瘤。所以，中国金融体系自重、自大、自循环的现象也已经到了无法持续的状态。

其次，金融体系总体的货币效率低下致社会财富冲水。有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的GDP是7.41万亿美元，M2是13.43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GDP是15万亿美元，M2是9.7万亿美元。就单位货币创造的GDP而言，中国是0.55，美国是1.55，笼统地说，美国的货币效率是我们的3倍左右。

再换个角度看，1990年中国的货币总量是1.53万亿人民币，2011年89.56万亿，21年增长近60倍，而美国同期货币量只增加了不到2倍，中国同期M2增长速度为美国的20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1990年GDP1.86万亿人民币（0.38万亿美元），增长了20倍；美国1990年GDP为5.8万亿美元，20年增长近3倍，但货币效率1.6与现在基本相同。尽管中国的货币多发与央行除了要保证币值稳定的第一要务外，还要采取诸如强制结汇、多轮对冲等办法来实现汇率稳定、保持国际竞争力等多重目标有关，但中国金融系统货币多发、货币运行效率低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次，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失衡致生产要素错配。所谓金融结构就是不同金融子系统之间的比例关系。按照吴晓灵的解释：金融四大系统分别是经营信贷的银行业、为企业投融资的证券业、相互帮助的保险业和代客理财保值增值的广义信托业。这四大行业本身由于功能特征与运营模式的差异，承担不同的风险，得到不同的收益。

而中国的情况是，经营低风险信贷的机构平均收益过高，而经营高风险资产的机构平均收益偏低，也就是说传统银行业收益过高。其原因在于息差法定所致，在法定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限定条件下，银行不论经营何种风险的客户都能获得一个最低的利差，从而激励了其趋利避害、规避风险的行为，将大量信贷资源囤积在并不一定最紧缺的低风险、低效率的国企或政府项目上，而最需要贷款、使用效率最高的中小企业却贷不到款，这也是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这一安排也造成银行独大的局面，目前银行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近85%；还造成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的问题，目前基本维持在72%左右的高水平。中国金融机构已急需深刻变革。

最后，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且流动性差。截至2011年底，除了16万亿股票、25.2万亿债券和2.6万亿公募基金外，60万亿银行贷款、6.6万亿保险资产、5.5万亿信托资产、3.5万亿银行理财以及1300亿元券商资管基本没有流动性制度安排或无交易平台，占到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六成以上。与此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制度缺陷、可投资产品少，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创新步伐缓慢，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居民财富性收入的增长空间。

剖析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尽管市场经济改革在不断深化，但货币至今仍是生产要素中唯一由官方管制的，这是目前中国金融体系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价格官定，表现为利率“双轨制”并存运行。目前银行信贷是官定利率的典型代表，银行间市场利率虽由市场定价，但无论是信用债还是同业拆借利率，其定价基础还是在银行信贷利率，因而本质上都是在官定利率基础上进行定价。

第二，规模官定，突出表现为对存贷比和贷款规模的限制。《商业银行法》严格限定了贷存比75%的上限并严格监管。此外，监管部门一方面通过参照上年信贷情况核定贷款额度和对超规模现象严加惩罚等手段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诸如银信类信贷业务和银信票据制定严格限制措施。

第三，产品官定，突出表现为对创新业务和产品的管制。比如信贷资产交易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自启动以来由于受宏观调控严格控制信贷规模的影响一直步履蹒跚。

上述问题的破除，有待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加速。

金融改革悄然提速

观察中国金融改革近期的悄然提速，大体可以抓住以下几条主线：

第一是金融脱媒，或称存贷款脱媒化。上个世纪开始兴起的金融脱媒，其实质是投资者（或储户）直接向筹资者进行资金与回报的交换。金融脱媒包括存款端脱媒和贷款端脱媒。贷款端脱媒主要指企业综合考虑资金成本、便捷成本、时间成本等因素后，采用信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替代手续繁杂、要求苛刻的贷款的融资行为。目前中国贷款端脱媒率大约在12%左右，与国际上部分接近50%的发达市场比仍有较大差距。存款端脱媒实际上就是由居民风险收益诉求、风险偏好变化所引起的购买理财、信托等低风险高收益的财富管理产品来替代存款的行为。

从银行角色上看，存贷脱媒使得银行在融资中充当的不再是资金中介的作用，而是提供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等中间业务服务；获取收益方式也从存贷利差转变为手续费、中间业务费等财富管理收入。中国的存贷款脱媒既有对官定利率的碎片化、对强制管制的反弹等因素，也有深刻的技术引致脱媒因素。实际上贷款脱媒的过程意味着,一方面过去集中在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向社会资金开放,另一方面风险由银行向全社会泛化，因此诸如投资者教育、银行管理能力等问题成为新的焦点。

第二是利率市场化。如果说金融脱媒是金融结构数量上的纠正的话，那么利率市场化就是金融结构在价格上的纠正。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遵循着从双轨制价格渐进过度到单一市场价格这一中国改革基本经验，先后持续十多年左右。首先在存款端由法定存款利率向上移，以吸引风险承受能力更强追求高收益的客户；在贷款端，既允许在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最多下浮30%，同时也有境外人民币的低息压力，双向浮动。从长期看，存款端利率逐渐向货币市场利率靠近，而贷款端利率逐渐与信用债靠近。

第三是金融多元化，实际就是混业经营趋势，银行、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贯通并获得长足发展。近期证监会和保监会的新政总体趋势是市场化的、开放竞争的、相互贯通的，各类型机构重在提升市场化能力而使得“牌照”含金量下降，从而更有利于实现金融“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使得资金能够在不同市场间有序流动”的目标。此外，未来监管改革的方向应该更多是行为监管而非现行的机构监管。

第四是放宽民间金融。有两个趋势值得重视：一是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出炉，在探索民间融资规范化和阳光化途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畅通民间投资渠道、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制度改革示范意义。二是互联网金融，目前已悄然兴起的以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引领一场全新的互联网金融变革，从而深刻改变中国的金融业态。

第五是加速金融市场建设。中国金融市场的加快发展恰好与此次的金融改革相互呼应、互为因果。目前，股票市场的主板市场、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以及柜台市场基本成型，但融资功能的发挥和继续完善的任务仍然艰巨。债券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已提上日程，但诸如银行理财、信托、私募基金等非标准化金融产品市场建设仍较为滞后，流动性制度安排较为缺乏。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不仅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决定金融改革进程和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作者为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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